辜氏儒经译作受到王国维的几近全盘否定。王国维在上海《教育世界》发表“书辜汤生英译《论语》后”一文，痛陈辜氏《论语》译本“大病”有二，“小误”若干。

其之大病者，一是，为求经义贯穿统一，用空虚、语意甚广的名词来阐释儒家基本概念，导致“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肤廓耳”；二是，“用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解释过度，流于附会。“前病失之于减古书之意义，而后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吾人之译古书，如其量而止则可矣，或失之减，或失之增，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矣。”后世学者一般从翻译策略、行文风格等方面给予辜氏译本全部或部分否定评价。

全部否定的学者包括杨平、钟明国等，他们认为辜氏译本陷入误区，没有达到翻译目的。杨平指出辜氏译本在翻译策略方面的误区：(1) 为了减除译文读者可能感到的陌生感，删掉或替换掉许多专名，因此丢弃中国特色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象；(2) 借用西方宗教和哲学术语来翻译儒家词汇，抹杀儒学和中国文化的特征；(3) 引用西方作家注释孔子思想，实际上中西方思想似是而实非，混淆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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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国从辜氏语言策略和文化策略考察，发现辜氏译本采用完全贴近英语语言规范和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极端归化倾向，消解其翻译目的，失去完成文化使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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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否定的学者包括樊培绪、黄兴涛等，他们认为辜氏译本存在各种或大或小的缺陷。樊培绪说，辜氏译本“曲意迎合西方读者，不伦不类”，“任意添加”，“超过原文”，“好像在向读者讲解，而不是翻译”。孔庆茂认为辜氏译本为求易解，失于冗长，丢掉原作风味。黄兴涛指出，辜氏译本过于释意化，“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不够直接和精确，有扩大概念意义范围和弄巧成拙之嫌”。总体来说，后世学者对辜氏英译本的批评基本没有超出王国维的“大病”和“小误”。